法盲从来不拒绝规则或规范，从不否认制度和规则对人有约束力（摘自朱文第六部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要素不是孤立的，它们总是相互地钩连在一起。它们构成了法律变迁过程中的基本要素。
承认被置换成确认，由此，命令要素实际上被划分为两道程序：一道程序是立法机关的发布（国家意志的决断），另一道程序是司法机关的反思性的确认（国家意志的反思性判断）。也就是说，在现代人看来，像国家、法律这样一些事物不是自然的（natural），而是人为的（man made）。这一历史根源决定了现代人对于法律的根本性的理解，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在法律活动中对于法律的特定的运用。从这个意义上看，法律的效力在根本意义上只与国家有关。就这两个领域之间的关系而言，尤其是在从第一个部分过渡至第二个部分的地方，舒国滢教授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法律体系的内部效力和外部效力。
在托马斯的法体系中，从永恒法经自然法到人法这一法系列被切断，人法被转而归置于人类统治者[主权]之下，也就是说，人法不再因不符合自然法而被宣布为无效，它的效力根源不再被看成是自然法，而是人类统治者的意志。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能看到政治哲学的发端处，以及紧随其后的历史哲学，它们所处理的正是由强制性和合理性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张力以及所构成的历史。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制实践和法学理论的发展，都曾经或依然从传统公私法理论中不断受益和得到有益启发。
其中，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公私法之间界限尽管模糊，但大体上还是可以区分的，大部分法律关系还是可以容易地归入公法或私法门类的，即使有相互交错或重叠的地方，人们也可以有意识地加以区别。对社会法这一新的法律现象，持广义说的观点认为，社会法包括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障法。据此，公法和私法的职能分工和调整范围得以相对明确并长期沿袭下来。而公法用来调整管理、服从型的国家与个体间的非平权关系。
上述关于公私法的宏观划分，影响深远，对当时处于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的罗马社会，更是具有积极意义。换言之，近代以来特别是在现代和当代，随着公法私法化和私法公法化现象的出现，传统大陆法系关于公法、私法划分的理论基础和立论观点受到了强烈冲击，甚至产生了根本动摇。
然而，公私法之争之缘起、背景、根据、争点，尚需溯源于前苏联。[2] 之后，《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接纳这一划分，从理论上确立起公私法之分的基础。[2]（古罗马）盖尤斯著，黄风译：《法学阶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9]参见《列宁全集》第42卷，1987年版，第427页。
但是，过去长期来被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模式所压抑的不同利益，是既存的。故且不论这一特殊情况，人们总不能否认维护私人利益也是合乎公共利益的。然而，在罗马法渊源中，大量调整私人关系的规范又被说成是公法，查其原因，这种情形恰恰出现在社会利益或一般利益与个人利益重合之时。[5]沈宗灵：《比较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6页。
三、公私法之合相对于公私法之分的发展与超越 公私法之合是公私法之分的对称，公法、私法之合概指两者间的融合和传统界限的模糊化。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个人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已经包含了个人利益，各种利益能够实现协调一致。
[4] 因此，在19世纪的西欧大陆，公私法之分在广泛开展的法典编纂和法律改革中被普遍应用，并成为法律教育和法学研究的基础。本文认为，需要结合列宁所作论述的背景和本意作一合理分析。
但这种划分未能在20世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保存下来——无论是在共产党国家实行的完全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还是在西方非共产党国家实行的不够全面的、只是政府控制的‘社会主义的形式中，情况都是如此。迄今的法制文明，仍不容低估公私法的概念及公私法之分的作用和影响。法是阶级意志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公私法之分抹煞了法律的阶级本质。立足中国，树立私法为公法之基础和弘扬私法精神，有着积极的价值。因而，国家公权力导入曾经被私法独占的私域，是为恢复一度为膨胀的私利和私欲所破坏的商品生产经营自由、公平、竞争有序的交易秩序，亦即凯尔森所言的将私法适用托付给国家机关。[6][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页。
[14]典型观点可见潘静成、刘文华主编：《经济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列宁曾明确指出，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经济组织同私有企业发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只要在这关系中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只要私人资本主义成分超出法律所允许的范围，国家就应当干涉这种关系。
直接的原因，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除了传统的个人和国家，还有各种介于它们之间的势力强大的团体组织如工会、合作社、基金会、宗教团体，这些主体直接冲击了公私法的简单划分基础。三元论看到了国家、个人和社会三者的不同，认识到了社会法法域的诸法确实更偏重于社会方面，具有突出的社会性特征。
[8]《列宁全集》第36卷，第587页。中译文中私的一词，仍不是问题的关键：不承认私的关系包括经济领域私的关系，通过起草民法来反映经济领域所谓公的关系，那还是等于不承认私法民法。
我国公私法之争及相关研究的真正开展，蕴育于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正式提出和依法治国方略取得共识之后。罗马法的常胜不衰，相当程度上源于公私法之分。[14] 持狭义说的观点认为，社会法只包括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二、公私法之分在中国的生成与生机 发端于自由商品经济的公私法之分，影响深远，近现代许多国家法律体系基本结构的生成，都可从中溯源。
整个法律体系的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以及诸如民法、刑法和行政法等自成一体部门的再划分，是18世纪启蒙运动法律思想的产物，是由法国大革命所确立的。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传统法律理论长期来拒绝以公私法之分作为法律体系结构之基础。
[22] 陈俊，单位为华东政法学院。我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超越长期以来高度集权政治、经济模式之内因，在根本上契合了公私法之分源远流长的理念和原则：国家和个体有别，私权不可犯，国家权力之于经济关系的介入以不干预当事人意思自治之域为限。
罗马法公私法之分的生命力，也在于看到了国家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差异，满足了简单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不同利益间的兼顾和实现。[1] 公私法之分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其生命力绵延数千年而不衰。
公私法之分，在资本主义自由商品经济时代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对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国家建构法律体系也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法学界长期来缺少公私法之理念和观念，乏见两者之分与两者之争。公法见之于宗教事务、宗教机构和国家管理机构之中。列宁的原意，应该不是简单地否定公私法之划分，他强调国家干预民事法律关系和反对私法自治，是担心放任商品、货币等要素起作用易导致资本主义力量的壮大，从而压制和扼杀尚处萌芽中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力量。
前述社会法的应运而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私法领域内的绝对放任自由，从而损及他人和整个社会的权益，而靠市场本身的力量，又无力克服这些弊端。两者的调整机制、作用力方向及价值取向，都是截然有别的，因而，两者间谁为基础的抉择，直接关系法律调整的整体功效。
从历史的角度看，公私法之分很大程度上奠定了西方法律体系结构的基本框架，适应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对适宜法律秩序的需求，其宗旨和贡献在于：使作为自由商品经济主体的个体的私人利益得到充分尊重和保护，促进了自由竞争，推动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剖析，国家制定的各种法律通过分类组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法律体系，根本上都是围绕利益而展开。
在现代社会，随着国家权力的行使和加强，公法不断介入传统私法领域，私人权利之域日渐受到来自公法的影响乃至限制。建国后，否定论长期以来成为不容置疑之定论。